开云真人8月，李翔住在杭州未来科技城的一座公寓里，正在日以继夜地为下一本《详谈》系列书籍而努力。

　　他留着一头卷曲的头发，眼镜架在高高的鼻梁上，衬着眉眼间的几分文气；身上一件印着趣味图案的白色T恤，搭配浅蓝色牛仔裤，整个人松弛得像他笔下那些娓娓道来的文字。

　　推开嵌着编号的门，简约现代的两居室格局呈现在眼前，光线从大窗户毫无保留地涌进来，给客厅的沙发、茶几都镀上一层亮。但最具“作家气质”的还是工作区，桌面上堆满了书籍、笔记本电脑和散乱的笔，书架上塞进更多未读或已读的书本，层层叠叠，像思绪的延伸。

　　厨房台面上，烧水壶旁立着个黑保温杯，他写累了会泡普洱，也会喝咖啡；卫生间洗漱台摆放着牙刷、牙膏等洗漱用品，换下来的脏衣服已经被丢进智能洗衣机。角落里的行李箱拉链半开着，像在等下一个选题召唤他奔赴外地。

　　这是一个作家暂时的生活场所，也是一种写作状态的隐喻。安静、凌乱、忙碌又松弛，李翔始终在其中进退自如。正如他的文字，源自当下的商业世界，又不断指向更远的地方。

　　阳光把未来科技城那家星巴克的玻璃窗晒得透亮，空气里飘着烘焙咖啡豆的焦香。上午10点30分，李翔与我准时见面。作为《详谈》系列图书的作者，他已经在杭州待了近两个月，住在星巴克旁边的一栋公寓里，方便他随时跟访写作对象公司，收集那些藏在“企业成长”里的真实素材。

　　现在的李翔不再有固定公司的束缚，是以个体户的身份工作，身边只有两名同事帮忙，所有工作都围绕“项目协作”展开。做《详谈》的素材收集，他不跟出版社抢运营，只负责蹲点访谈、整理故事；跟腾讯视频合作视频节目，也只关心内容，视频制作的活儿全交给第三方公司，用他的话说，“努力想只负责自己的板块”，不想被那些协调、管理琐事牵绊。

　　他不用打卡，没有KPI，每天的节奏全凭自己安排：上午大多在住处看书、梳理前一天的访谈笔记，遇到没理清的企业管理细节，就翻出参考书籍，琢磨怎么把“琐碎日常”写出深度；下午要么约着写作对象公司的人聊天，从高管到普通员工都聊，要么就去公司旁听他们的会，连员工下班后的闲聊也爱听，偶尔还会跟着开夜会，却也不勉强自己全程熬着，“看看情况”，累了就先回住处整理素材。

　　这次为《详谈》收集素材，李翔想做点不一样的。以前的《详谈》多是跟CEO一对一聊天，这次他想加进更多“活的场景”——比如公司高管办公室里，大家下班后天黑了还在聊“中型公司难在哪”的样子，比如公司创始人提到“以前百十人随便做点业务就能养活公司，现在一千多人却怕扛不住流量变化”时的语气。他知道这些细节琐碎，却觉得比“年营收多少亿”的数字更有价值，只是现在还没完全想好怎么呈现，“还在收集素材，想挑战一下自我”。

　　在杭州待久了，李翔也摸清了这里的商业脾气。他发现杭州的生意人跟北京、上海太不一样，饭桌上聊的都是“怎么搞钱”，不像北京总说宏大叙事，上海又带着点国际化的含蓄。他觉得这种对机会的敏感，正是杭州能赶一波又一波商业浪潮的原因——从早年的娃哈哈、鲁冠球家族，到后来的阿里巴巴、农夫山泉，再到现在的直播电商和硬科技，“城市空气里都飘着找机会的劲儿”。

　　他住的地方离写作对象公司近，公司里的人都跟他熟了，进门不用反复登记，这种“融入又保持距离”的状态让他舒服。他笑称，自己像“一个组织里的游客”，虽然感受着组织的喜怒哀乐，但却不需要对公司的任何业务负责，不用深陷其中，能以观察者的视角去看那些真实的故事。

　　比起前几年的职业周折，现在的李翔心态松了很多。那时候做《详谈》赶上经济结构调整，反垄断、资本无序扩张的政策一来，企业家们都不敢说话，文章写了发不出来，压力大到靠跑步、看书缓解。现在不用再担心这些，不用被平台规则推着走，也不用应付复杂的公司管理，只专注于“跟人聊天、写东西”。偶尔也会焦虑，比如想不好《详谈》新形态该怎么落地，比如看着受访公司高管为流量、成本发愁，自己也跟着揪心，但这种焦虑是可控的，跑跑步、翻几页书就能平复。

　　他现在的收入靠的是项目制，跟出版社合作《详谈》拿出版相关的收益开云真人，跟腾讯视频合作视频拿项目报酬，偶尔还会参加商业活动、接些广告，再加上之前工作时享受过时代红利的馈赠，不用为物质需求操心。不用开没完没了的会，也不用卷入跨部门的拉扯，更不用在意流量。

　　聊天散场时，我们一同走出星巴克。午后阳光热烈，斜斜洒在李翔肩上，把他的影子拉得轻浅又细长。我跟在他身后，看着他蓬松的卷发贴在颈后，风一吹就轻轻晃，偏偏身形又瘦，那团柔软的卷发和清瘦的肩线凑在一起，倒生出种温和又执拗的反差感。

　　我们顺着人行道走，到十字路口时停了停。绿灯亮起，他先迈了步，我跟着他踩过斑马线——阳光落在白色的漆线上，亮得晃眼，他的鞋尖偶尔蹭到线边的光斑，步子不慌不忙。

　　我忽然想起件事，跟他开了句玩笑：“我刚入行那阵，读过一位新闻学教授译的书，写美国非虚构作家的，说他们啃一个选题能耗大半年，白板上画的思维导图缠得跟线团似的，当时特别羡慕那种充裕的创作空间。”

　　往前走了没几步，就到了他居住公寓大厦楼下，从电梯走出来，再绕过一个走廊，便抵达他的公寓房门口。他推开门时，风裹着清冽的气味扑来，创作台上放满书籍、笔记本、水笔、充电器。我知道，他对选题的思考都放在笔记本电脑里了，那些没说完的故事、没捋顺的细节，都会在接下来的日子里，慢慢在电子文档里长出来。

　　延绵不绝的王屋山从河南境内一直向西行至山西，济源市处在河南南部靠近山西的地界，向西望去，山脉轮廓在远处若隐若现。

　　1982年，李翔出生在济源市天坛街道。它位于市区边缘，既不是纯粹的城市，也算不上真正的农村。小学时，家里还有块地，能种玉米、小麦，黄瓜和西红柿顺着架子爬得老高。菜地和正经耕地隔着条小路，界限分明。

　　可到了初中，挖掘机开来，地没了。城市化的脚步碾过，他得到城市户口，心灵却依旧住在那片无法确定身份的尴尬地带。

　　父亲早逝，母亲是个裁缝，后来做起小生意。她会组织十几个人一起做衣服，指挥着大家裁布、缝制，做完了交给上游组织，再卖到别处去。母亲还在集市上卖过衣服，开过小餐厅，路边摊也摆过。

　　李翔小时候是个很外向的人，总帮着母亲吆喝，碰到同学也不会不好意思，只觉得新鲜好玩。

　　母亲忙着生计，没太多功夫管他。他放学回家，要是门锁着，就往邻居家钻，张家婶子给碗面，李家大爷分块馍，自己也学着生火做饭，因为不熟练会被呛得直咳嗽。

　　小学在村里的学校念，流动书商常背着大包袱来学校，铺开一地的书。他蹲在地上挑，买些文章合集，母亲虽心疼钱，却从不反对他看书。五年级时，一个邻居带回来不少书，海明威的，还有些世界名著，他借来看，好多字不认识，也囫囵吞枣地读得入迷。邻居里有位河南日报的记者。这让李翔知道，除了工厂工人、小生意人，还有“记者”这样讨生活的角色。

　　初中进了职工子弟中学，那是为附近工厂子弟办的学校，他成绩好，考上的。学校距离小城的中心更近了，那里有的是书店。那时候去新华书店，得隔着柜台说想看哪本书，店员拿过来，他站着匆匆翻几页就得还回去。

　　高中进了济源一中，校门口的校名是郭沫若题的，字写得苍劲有力。这所高中管得严，得住校，寝室按时熄灯，熄灯后谁说话就得被批评。但严有严的好处，初中常见的打架、霸凌，在这里几乎绝迹。校长是个厉害的管理者，刻意让大家活在平等时空里，限制家长来探望的次数，谁优谁劣，只看遵守纪律的程度和考试成绩。

　　他高三时选了文科，物理成绩不好，大概是上课走神断了档，再补就难了。但他喜欢历史和英语，英语老师姓彭，是河南师范大学刚毕业的年轻人，才二十出头，总借他简写版的英文世界名著，狄更斯、哈代的故事塞满了课余时间。老师还在课堂上放张雨生的歌，说这是“高级的流行文化”。

　　新鲜文化驻足的地方拥有古老的文明，济源作为“愚公故乡”，有王屋山、太行山的地理背景，官方也更喜欢用愚公移山的故事构建本土叙事。但济源也藏着与豪侠相关的历史印记。他后来知道，《史记・刺客列传》里的聂政、郭解都出自这里。作家张承志曾写过，这么多年过去，当地的普通人依然知道聂政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，甚至记得他用过什么样的兵器。

　　这种记忆并不是主流官方的意识形态或叙事去鼓励的，毕竟他是一个刺客、豪侠的人物。郭解也是如此，后来在汉武帝时期，朝廷要求各地的豪门大族和有势力的人全部迁到都城附近居住，才有了郭解后面的历史故事。

　　李翔对内容的理解从高中就开始了。那时候没什么娱乐，除了看书，就是听磁带。随身听是高中买的，开始用来练英语听力，后来也偷偷听些摇滚乐。

　　他就在这样的地方长大，城与乡的缝隙里，地慢慢没了，书渐渐多了，日子像王屋山的影子，悄悄拉长，推着他往更远的地方去。

　　多年以后，李翔顶着一头卷发，出现在镜头那侧，略带嬉笑地回忆起人生中最惊险的一天。那天的早晨似乎与后来的每一个重要早晨一样，平静中带着不确定。

　　2000年6月的高考第一天，他气喘吁吁地冲到学校门口，几乎要被时间吞没。校门口一群家长替他着急，进入考场，坐下来惊魂未定，手还在抖，拿到试卷深吸几口气才稳住，可答得太急，考完总觉得心里发虚，连平时拿手的作文都没底。

　　“答得过于快了，最后就实在忍不住提前交卷了。”李翔回忆说，“语文确实考得不好，数学反而考得挺好，英语还可以，最后总分好像考了779，总分是860。”

　　填志愿的日子同样揪心。分数没出来就得填，他原本想报武汉大学，那是名牌大学，且竞争没北大清华激烈，又恰好有“新贵专业”新闻学。但班上两个同学也报了武汉大学，老师提醒他各地区录取名额有限，扎堆容易落榜。盯着志愿表半天，他翻开学校发的介绍册，看见兰州大学写得不俗：论文数量、国际排名都不错，也有新闻系。他便改填了兰州大学。

　　等通知书的日子像熬汤，一天天煮着焦虑。先在学校张贴的名单看到自己的名字，心里才落了一块石头，可真正的信封迟迟不来。直到快开学，那封印着录取通知书的信才递到他手里，摸着硬挺的纸张，之前的担心都显得多余。

　　高考制度把他送往他乡，但去兰州的路并不容易。济源是小站，他要先坐汽车到洛阳，然后再换乘火车，车窗外的山渐渐换了模样：王屋山的绿褪成土黄，树越来越稀，石头越来越多。过了西安，坡上的草贴着地生长，山像被啃过的骨头，裸露出岩层。一路过去，湿润的空气被干燥取代，济源的水汽，换成了兰州的沙气。

　　初到兰州，这座被黄河劈开的城市先给他上一课。西北城市并非贫瘠，物价不低，黄河水日夜奔流不息，摇滚乐也扎着深根。高中买的随身听在大学派上用场，从磁带听到CD，从老牌乐队唐朝、黑豹，到新锐的新裤子、冷血动物，国内乐队几乎遍听一遍。音乐杂志带来国外乐队盗版CD，兰州音像店总能淘到让他雀跃的新货。忽然觉得，这座城市比想象中更懂年轻人的躁动。

　　新闻学课堂之外，他大部分时间泡在文字里。宿舍床铺上摊着王小波、黄仁宇、米兰·昆德拉，图书馆老书架前翻阅新闻史相关旧书，黄河边的风里都混着书页翻动声。书店流行什么就看什么，余秋雨的散文、昆德拉的小说都读，也去图书馆里啃大卫·哈伯斯塔姆写的《掌权者》，老书纸页脆得像风干树叶，却让他读得入迷。

　　在这样的阅读和音乐环境里，李翔逐渐把自己投向一个更抽象的世界。他并不满足于课堂上的知识点，而是不断追问社会运转的逻辑、人性的复杂与思想的深度。

　　如今，李翔依旧保持着长期阅读的习惯，甚至还会写书评发表在他的个人公众号“李翔李翔”上面

　　他开始在抽象里找答案，把自我安放在一个看似虚无却更可靠的精神空间。这种抽象化的训练，让他习惯从更深处思考社会与人性。久而久之，他形成了独有的思维方式，也为日后新闻写作中那种“洞察全局”的视角埋下伏笔。

　　“在那里待着比较舒服，不然还要跟人家去消费，用金钱的多少来划分社会层级，或者要去和学校的一些人搞好关系，我也不愿意做这种事情。”他说，“从大学就开始变内向了，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，看书、听音乐，我觉得挺好。”

　　课堂上的知识总显得模糊，系里的教学似乎还没跟上行业的脚步。看着学长学姐们大二就开始跑实习，他也跟着动了心思。

　　第一次实习在《济源日报》，两周里没写出像样的稿子，每天看着编辑部的前辈们喝茶看报，才明白课本里的“新闻理想”离现实还有段距离。直到2003年大三去北京，站在《经济观察报》的小楼前，他才真正摸到了职业的门。

　　他在财经部实习，跑市场和金融新闻。每天打开“大智慧”查看公告，若有上市公司出现人事变动或重组，他便打电话给董秘联系采访。然而大多数回应都敷衍而冷淡，让他很难真正触摸到一家公司的内部脉络。这种新闻写作带来的成就感并不强。

　　倒是一本《财经》杂志出版的《黑幕与陷阱》让他感到震撼。书中关于银广厦、蓝田、顾雏军的调查案例，让他意识到财经报道也可以直指人心、揭开黑幕。但相比这些尖锐的调查，大多数金融报道并不能激起他的兴趣。

　　北京的实习像场猝不及防的暴雨。第一次采访就迷了路，在陌生的街道上拿着地图转圈，最后只能红着脸给采访对象打电话改时间。身处偌大北京城，眼前车水马龙，李翔大约会突然想念兰州宿舍里那堆盗版磁带——至少在那里，他能掌控按下播放键的节奏。

　　幸好有师兄郭宏超拉了他一把，不仅带着他跑新闻，还让他住在家中合租的小屋。夜里听着师兄和同事讨论选题，他趴在桌上抄录采访笔记，铅笔尖在纸上划过的声音，和兰州宿舍里翻书的沙沙声渐渐重合。

　　也是在北京，他第一次尝到被认可的滋味。大三时，他写了一篇分析《21世纪经济报道》和《经济观察报》年终特刊的比较文章，发表在一本传媒行业的杂志上，被时任《经济观察报》总编辑何力贴在编辑部的公共区域。

　　实习时，李翔常去打篮球。球场成了意外的社交场，他因此认识了时任《经济观察家》评论部主任何军。临近毕业，他鼓起勇气给何军发短信，问能否加入他负责的《观察家》版块。

　　2004年，大学毕业季，出身河南的李翔，曾漂泊到西北求学，如今再次背起行囊，北上北京，走进《经济观察报》，开始自己的职业旅程。

　　进入评论部后，他很快发现，这里并不仅仅是写评论，还承担着报道任务，常常与学者、思想界和文化圈的人物打交道。与财经新闻的冷硬不同，这里让他第一次真正体会到人物写作的深度和魅力。

　　工作没多久，他就遇到一个现实问题——买电脑。那时候电脑价格不低，刚毕业的他手头并不宽裕，正犯愁时，同事许知远看出了他的窘迫，主动借钱给他，让他顺利置办了人生中第一台电脑。

　　还有一次，李翔付完房租后，突然陷入经济困境，手头紧得厉害。同事邓瑾得知后，没有多问缘由，只是随手把包里的现金递给他，帮他渡过难关。

　　初入《经济观察报》编辑部时，还没有人系统地教他新闻写作的方法，也没有人告诉他一篇好稿子应该如何开头与收尾。站在毕业的十字路口，他身后是刚刚兴起的高校新闻学专业教育，身前也是刚刚兴起的市场化媒体环境——新鲜、热烈，但缺乏明确的规范和固定模板。

　　那栋楼位于北京和平里的兴化东路，一条狭窄的街，两边是银杏树。每到秋天，叶子铺满人行道，金黄的光晕让这条本不宽阔的街道生出几分开阔感。报社就在这条街上的一栋小楼里，一两百人挤在里面写稿、改版、吵架、做梦。

　　报社里的前辈，大多出身于体制媒体，比如《中华工商时报》，甚至《人民日报》。他们身上带着宣传口径的纪律性和严谨性，却又在摸索市场化媒体的可能性。版面要学《金融时报》，财经新闻要看《华尔街日报》，有人模仿新闻的硬朗叙事，有人迷恋特稿的文学性。

　　那是一个全体学习的年代，上到管理层，下到初入行的小记者，大家都在翻译、在模仿、在碰撞。国内市场化媒体的兴起，提供了试验场和容错率；国外媒体的范本，提供了模仿的参照物；个人的阅读积累和表达冲动，则让他在新闻写作中加入了属于自己的色彩。

　　李翔的学习方式是自学。他买来美联社的写作指南，翻阅《华尔街日报》的故事写作手册，同时琢磨着《南方纪事》这样的新闻特稿。那本书让他印象深刻，作者出身美国南方穷困的白人家庭，字里行间充满命运的沉重感和对细节的敏锐捕捉。李翔看得如痴如醉，也隐隐觉得自己写作的路子或许可以是这样：不只是传递信息，还能把人物的命运、社会的矛盾和时代的暗流写进新闻。

　　他还迷恋过“美国记者之父”大卫·哈伯斯塔姆。哈伯斯塔姆的写作繁复、厚重，不像同时代记者所追求的极简风格。他写人物、写事件，常常要用密密麻麻的细节和背景，把一整段历史铺展出来。李翔被“华丽繁复”的叙事吸引过，有一阵子他也刻意在稿件里练习第三人称的写法，把新闻写成某种非虚构文学。直到后来，他才逐渐淡化这种“炫技”，让文字回归朴素和清晰。

　　学习的过程不只是个人的模仿和摸索，也和报社内部的氛围相互作用。比如，有一次许知远去采访德隆创始人唐家兄弟之一的唐万里，写回来的稿子完全偏向人物叙事，他甚至问唐万里怎么看待的渐进式改革。这种写法在当时引起轩然大波——编辑部有人觉得这完全偏离了新闻核心，没有回应外界最关切的资金链和风险问题；也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新鲜的尝试，代表着《经济观察报》的风格探索。

　　李翔在多元的争论声中耳濡目染，逐渐明白新闻不只是“有无对错”的技艺，它还意味着选择立场和写作方法。

　　与此同时，李翔的阅读经验也在潜移默化地作用于写作。大学时期，他就读过大量文学著作，训练了语言的节奏感。著名的编辑于威曾经开他的玩笑说，幸亏你以前评书听得多，所以写稿子带着节奏和转折，能把读者引下去。这种文学性的“痕迹”，后来也出现在他为人物写作的特稿里。

　　李翔迅速成长的时代，是中国市场化媒体最为开放的一段时期。正因为环境没有现成的权威，他才能在不断的比较和尝试中形成自己的风格。

　　他承认，那些繁复华丽的痕迹至今还残留在他的写作里，虽然不再刻意追求，但在潜意识里依然存在。新闻与文学的结合，对他而言不只是形式的选择，更是一种内在的倾向。他始终相信，新闻写作不仅是传递事实的工具，还能成为一个人理解社会、讲述故事的方式。

　　2005年至2008年，李翔离开过一段时间，先后在《生活》杂志和《东方企业家》杂志工作。他对商业世界实践的起点始于在《东方企业家》担任高级记者期间。当时，他围绕经济学家做了大量选题，由此逐渐建立起对商业的基本常识和整体轮廓。

　　2008年下旬重返《经济观察报》后，李翔逐渐进入一个更大的商业报道的世界。外界记忆最深刻的，是在上海采访马云，但在他看来，那只是被时间放大的一个坐标点。早期，他把更多笔墨用去写知识分子与历史学者，曾在“个人历史”栏目里，记录袁伟时、崔卫平、谢勇的思想与日常，写郑渊洁的工作空间。

　　那是一段社会文化气息浓厚的时光。但很快，他的写作对象彻底转向商业人物。转向的原因并不复杂。彼时中国社会最具活力的场域正是商业。白手起家的企业家们，以惊人的速度攀上财富的高峰，他们个性鲜明，讲话犀利，兼具冒险精神与组织才能，总是以具体的实践对世界产生影响力。商业人物的故事，天然带有张力，也更贴近时代的脉搏。

　　最活跃的舞台始终是与经济，做记者，总要去感受和接触那些与时代脉搏共振的领域与人物。

　　21世纪初，中国经济处于腾飞上升期，文艺要体现现实，新闻报道也要反映客观环境，李翔一脚踏入《经济观察报》的大门，也搭上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列车。不算长的时间里，他见过沈文荣、潘石屹、王石等一众极具代表性的企业家，从他们身上汲取灵感，感受经济的裂变。

　　只是，后来公众记忆只留下了马云，就像人们谈起香港电影时，只记得梁朝伟、周星驰，却忘了当年同样活跃的其他明星。

　　长期以来，人们热衷讨论李翔采访马云的内容，以至于对话体逐渐成为他个人品牌化的重要表现手段，并衍生出《详谈》系列作品。但在早期，真正体现他文本叙事能力的，却是他在《第一财经周刊》担任总主笔时撰写的《风暴中的宋卫平：卖地保绿城》一文。

　　李翔从宋卫平的个人决策入手，描摹他在卖地筹资过程中面临的道德困境、商业压力以及公众期待的冲突。通过细腻的场景描写和关键人物的心理刻画，既有财经报道的硬信息，又有文学叙事的流畅感，文字漂亮，却又不失锋利。

　　他总能在不同利益、不同关系、不同价值观之间找到切入点，将信息、情感与逻辑交织呈现，使故事既有商业分析的理性，又有文学叙事的张力。正是这种能力，让他的作品不仅停留在新闻报道层面，更升华为一种对商业生态、人性抉择和社会趋势的整体观察。

　　值得注意的是，二十岁的李翔在《经济观察报》后期并不仅仅是一名主笔记者。他进入管理岗位，担任总编辑助理，掌管评论部。他一方面继续写作，一方面也要参与报纸的选题策划、版面统筹、内容方向的讨论。

　　这段经历，既让他在新闻采写上获得了深厚的训练，也让他比同龄人更早接触到媒体运作与管理的复杂性。

　　2011年，李翔离开《经济观察报》，接受杨瑞春的邀请加盟《彭博商业周刊》（中文版），担任副主编。他负责杂志的特写编辑与选题策划，尝试将经济学思维与财经报道结合。随后，李翔短暂加盟《第一财经周刊》，担任总主笔。

　　接下来，是另一场职业的开端。2012年的某天，他接到Esquire中文版《时尚先生》的邀请。推荐人是一位资深媒体人。时尚传媒集团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市场化媒体集团之一，在北京世贸天阶有专属办公区时尚大厦，内部氛围复杂而活跃。《时尚先生》并不需要一个“时尚编辑”，他们希望找一个有硬背景的人，把商业视角注入这本以艺人和视觉为核心的杂志。

　　或许是命运的安排，一次面试之后，他内心的答案更确定了。李翔坐在时尚传媒集团核心决策人刘江、瘦马和苏芒面前，迎接不断抛出来的问题：“你能给这个杂志带来什么东西？哪些地方需要改变？”

　　“能不能把生活方式之外的内容带到这本杂志里面？比如商业和文化的内容、报道。”李翔回答。

　　2012年，《时尚先生》在中国的处境并不轻松。它的执行主编的位置已经空置有一段时间，它必须要面对《GQ智族》刚刚进入中国所带来的正面冲击，在都市男性读者群体中形成竞争。与《时尚先生》同样强调“时尚+深度报道”的《GQ》，背靠CondéNast，拥有强大的全球资源和品牌声誉，一经亮相便迅速吸引广告客户和社会关注，几乎与其形成针锋相对的格局，瓜分了中产男性的部分注意力与广告投放。

　　与此同时，女性大刊如《Vogue》《Elle》《Bazaar》在时尚资源与广告市场上也有很大优势，与男性杂志在明星、和奢侈品广告上存在竞争。再加上互联网媒体和微博的兴起，纸媒整体权威感受到挑战。

　　踏入时尚传媒的办公室时，他的身份是执行主编。和记者时期最大的不同，是从“写作”变成了“统筹”。刚到任的首要任务竟然是让杂志按时出刊。月刊的组织纪律性远不如更高频的新闻编辑部，经常到了该上市的日子，版面仍未做完。

　　“我熬夜熬最多的时候就是在《时尚先生》。”李翔回忆道。他们在办公室里讨论的选题雄心壮志，“要做这个时代最重要的杂志，那么，这个时代最重要的知识分子或者企业家一定要记录。”

　　李翔试图带来新的气象，也确实为《时尚先生》注入了他在职业成长期和人生上升期饱满的精力与野心。他与中国市场经济一样，都处在腾飞阶段。2013年3月，当“财富特辑”的字样被印在杂志封面顶格，中国时尚杂志一改明星主导的传统风格，吴敬琏、柳传志、马云、马蔚华等12位商界名人的集体合影亮相，把中国热土上鲜活的经济转型期核心力量呈现在大众面前。市场群星闪耀，一本国内男性时尚杂志的商业叙事和内容叙事也随之改变。

　　视野进一步打开。跟随全球化浪潮，李翔作为主编全程参与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代表团出访欧美，贴身记录企业家考察国际企业、参与经济论坛的过程，将中国企业家的国际化形象传递给读者。一种“商业观察+人文记录”的新叙事模式，在时尚杂志圈落地生根。

　　通过“顶尖人物拼图”的方式，他让杂志站上当代语境的高点，进一步证明时尚杂志不仅可以是消费主义的载体，更能成为商业文明与社会的记录者。

　　但是，要将这些新叙事落到实处，李翔面对的是比写文章要复杂的人际关系与组织管理问题。

　　在李翔刚接手《时尚先生》的那段日子里，他最先意识到的一件事很简单——团队的重要性。无论创意多么出彩、想法多么新颖，如果没有一支能够执行的人，所有的计划都只是空想。

　　他说：“开始进去的时候，其实最大的挑战，就是搭好团队。团队搭好了，就不用再为这个事情去担心了。”

　　搭建团队，看似简单，实际上却是一门复杂的学问。李翔回忆道，杂志行业尤其讲究分工与协作。

　　“你不懂的领域，就必须找到领域内最出色的人来填补空白——如果你不懂时装，就找市场和时装最懂的人去聊、去谈；如果你重视拍摄和视觉效果，就找到视觉总监那个负责拍摄创意的人。”他说，方法看似直白，但其中的难点却隐藏在每个人的关系网里。

　　即便是一个小杂志社，内部的人际关系也足够复杂。李翔提到，封面人物的确定就是一个典型案例。理论上，这个决策权在他手里，但实际操作中，它牵扯的不仅是视觉总监和时装总监，还有专题总监以及明星编辑，每个人都要处理自己的分工，同时还要顾及与他人的协调。视觉总监要负责拍摄创意，时装总监要给封面人物搭配造型，专题总监要安排内容，明星编辑要对接艺人。每一个环节都存在微妙的利益关系和潜在摩擦。

　　更复杂的是，新员工与老员工之间的关系。李翔找来新的生活方式总监、时装总监，他们不仅要履行职责，还要处理与原有团队的互动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惯性和既得利益，这就意味着，团队建设不仅是找对人，更是让人能在关系网中顺利运作。

　　时尚杂志往往是名利场的交汇点，权衡明星和艺人关系也一直是时尚杂志特有的挑战。明星编辑和栏目编辑都需要与艺人频繁打交道，而介入的方式、沟通的节奏，都可能影响合作效果，甚至影响杂志声誉。

　　但他没有完全照做。原因很简单，现场拍摄已经有负责的同事，如果他总是介入，反而会妨碍他们的工作。他明白，有时候放手让专业的人去做，反而是更好的选择。

　　回头看那段经历，李翔坦言自己并没有完全处理好内部的关系。公司内部的层级关系、艺人与行业关系，以及时尚圈特有的审美和文化关系，他做得都并不好。

　　“那时候年纪小，ego比较大，急于证明自己。”李翔回忆说，“我应该静下心来，更多地了解他人，更多地了解公司，更耐心地了解行业。”

　　2016年，春天，北京的空气里弥漫着移动互联网最后的狂热。微信公众号创业正值巅峰，资本市场的热情仍旧高涨。几乎每天，总有人拎着商业计划书，奔赴投资人的办公室，渴望在“内容创业”的浪潮里分得一杯羹。

　　就是在这一年，李翔完成了身份的转折——从职业媒体人转向创业者。年初，他从《财经天下》周刊离职；4月，产品雏形成型；6月，在“得到”平台上线完整的知识付费产品《李翔商业内参》。

　　此前的履历，仍停留在传统媒体的轨道上。离开《时尚先生》后，他加入新创刊的《财经天下》，担任主编。那是纸媒尚有余温的岁月，然而行业环境已在松动：公众号写手们正快速挤压财经媒体的叙事空间，信息的传播逻辑发生彻底改变，纸媒在下坡路上急速滑行，大量职业媒体人选择出逃。

　　李翔心底也生出焦虑，但同时有一种跃跃欲试的冲动。他并不是最早走向互联网的媒体人，却和许多同行一样，面对一个直白的问题：未来的内容该怎么活下去？

　　罗振宇的转型，为他提供了一种参照。罗振宇早年在央视担任制片人和策划人，传统媒体衰落时，他没有固守舞台，而是把个人知识体系转化为商业化产品。2012年，他在互联网上推出《罗辑思维》；2015年，又创办“得到”，“得到”后来以音频课程和知识付费为主要产品。

　　李翔与罗振宇的交情可追溯到2005年。十年后，罗振宇做跨年演讲时，曾请李翔帮忙组织内容。演讲结束，李翔心里涌动着创业念头，罗振宇和脱不花干脆腾出一间会议室，让他直接带着三人小团队入驻，以便随时沟通即将诞生的付费产品。

　　两个团队保持独立运作，“得到”作为分销平台，李翔则是供应商。《李翔商业内参》由此诞生，背后带着鲜明的时代印记。

　　创业初期，他一度拿到了投资人的支持。但是罗振宇跟他说，我们可以先预付你一笔钱，来支持你，还要什么投资呢？

　　那一刻，他意识到：媒体人自立门户的“创业”，与真正意义上的互联网创业，有着本质差别。融资、股权、资本化，这些对一个靠内容生存的团队来说，并非最优解。

　　之后，李翔在集体亢奋的社会情绪中验证过《李翔商业内参》的可行性，这款产品的成功和合作过程中的交往，让他更加彻底地信任罗振宇、脱不花和“得到”的团队。短暂犹豫后，2017年5月，他带着“商业内参”团队正式加入“得到”，进入更大的平台和内容服务浪潮之中。

　　李翔的头衔是“总编辑”，继续主导《李翔商业内参》，不过，名字更改为《李翔知识内参》，定位也改为“你的私家知识秘书”，内容不再局限于商业领域，而是进一步拓展，关注的话题更加具有普适性。

　　聊起李翔在“得到”的日子，与其说他是在做“内容编辑”，不如说他是在琢磨“怎么让用户真正愿意看、看得懂、有收获”。他没什么玄乎的理论，所有想法都落地在“用户要什么”“内容怎么传得通”“团队怎么跑得顺”这几件事上，像个产品经理一样，把内容打磨到最适合市场用户需要的状态。

　　他做产品的第一步，永远是先摸透用户的心思，但又不跟着流量瞎跑。刚做《李翔商业内参》时，他就跟着罗振宇团队一起琢磨：大家每天刷手机，哪有时间看长篇大论？所以，内参选了短音频+精炼解读的形式，碎片时间就能听。

　　他还会盯着平台的UV、PV数据，看用户爱读什么，慢慢发现“家庭教育”和“心理学”类内容特别火。前者戳中了家长们的焦虑，后者裹着点“科学味儿”，读着像给生活解闷的小方子，很容易让人有共鸣。

　　但他不被数据牵着走。比如发现某类内容流量高，他不会为了涨粉就堆一堆没营养的话题，反而会提醒自己“别被用户声音带偏了”。

　　只是，制作《李翔知识内参》那几年很辛苦。每天睁开眼，他就要浏览信息、筛选内容，与同事沟通写作，编辑修改内容，再录制音频、上传更新。日更的节奏，让人产生一种“在做日报”的错觉。

　　团队最初不过三个人，后来扩展到五个人。那是内容创业最原始的状态，既要维持更新频率，又要保证质量，还要不断摸索商业化的路径。

　　李翔的视野并不局限于国内。他去过硅谷，考察美国的内容公司如何运作。他看过Medium的长内容平台，也研究过The Information这种订阅制新闻网站，甚至注意到它背后有扎克伯格的早期投资。虽然清楚自己不可能复制技术驱动的模式，但他确信一件事：用户为优质内容付费，是一条可行路径。

　　那几年，移动互联网正进入红利期，信息大爆炸，许多人因无法理解现实世界而焦虑。“得到”在这个背景下，用“知识可以变现、学习能提升阶层流动”的叙事切中需求。用户普遍相信，多听一门课，多学一个知识点，可能就能把自己“武装”起来，抓住时代机会。

　　集体的心态转向冷静是2019年。资本退潮，内容创业的失败者越来越多，人们不再幻想一门课程就能让生活翻盘，而是追求长期、稳定的成长。“得到”也随之调整。

　　5月，《李翔知识内参》停更，李翔转向《巨富之路》，用洛克菲勒、卡内基、摩根等历史人物来讲述财富的长期逻辑。

　　身处其中，李翔切身体会到“内容公司”与“媒体公司”的区别。媒体有强烈的公共属性，写的是所有人都在谈论、需要被放大的议题，容易“出圈”；而内容公司更多面向特定用户群体，提供“对少数人有用”的产品，它能赚钱，但未必拥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。

　　这让李翔重新审视自己的职业倾向。骨子里，他依然更接近媒体人，渴望做具有公共性的东西；但现实的公司运作逻辑，却要求他接受“内容公司”的边界。

　　2020年前后，移动视频正处风口，“视频是未来”的说法随处可见。某天，在“得到”的会议室里，罗振宇突然抛出问题：“现在还有没有做一个视频访谈类节目的空间？”

　　李翔没立刻应声，反而心里冒出两个实实在在的疑问：一是这么多年，除了许知远的《十三邀》，没人能把“深度人物视频访谈”真正做起来。明明资源、人脉、技术都不缺，成功案例却少得可怜；二是要是大家都扎堆做视频访谈，节目凭啥让观众花两小时来看，而非去看电影或者刷B站？

　　两个疑问成了《详谈》的起点。在那之前，李翔不是没做过内容，他做过产品，也写过专栏，但都偏功能化、产品化，少了点松弛和趣味。

　　媒体人董师傅问过他，做专栏时会不会把自己的判断、喜好放进产品里？李翔坦言，确实研究过内容格式，更多是想试试杂志文体在移动互联网时代能不能行得通。可他很快发现，不少看似成功的长文章，评论区里读者常说“看完眼已瞎”，很少有人夸“写得好”。用户的反应让他明白，自己作为长文章创作者，社会价值正受着挑战。他既希望作品有人读，也承认得考虑用户需求，最后还是停了专栏。他愿意当读者，真要当生产者，实在扛不住那份累。

　　不过，李翔发现，移动互联网时代，“信息量”早就不是媒体的优势。碎片化新闻、短视频、社交媒体把“知道”变成几乎不用花钱的事，内容要想打动人，必须“打透”。与其在200页的杂志里塞几十篇文章，不如用180页只写一个人，把对方的故事、细节、想法揉成全景式叙述，让读者能一下子走进这个人的世界。

　　这想法听着有点反常规——篇幅长、节奏慢，还非要做成纸质版。但李翔认准“媒介决定内容”的道理，短视频适合传递瞬间的情绪，电影能让人沉浸式体验，深度人物故事，还是在纸上读最舒服。于是，他给《详谈》的定位是，只讲一个人的商业人物深度访谈册。

　　选采访对象时，李翔有自己的标准，既要看对方有没有市场号召力，更要看对方愿不愿意花时间做深度对话。这事特别难，就算是资深记者，也常被拒绝。公司经营状况、外部环境变化、个人时间安排，随便一个理由，采访就可能黄了。

　　李翔心里清楚，做《详谈》光有采访技巧不够，还得“强准备”。提前把采访对象的过往翻个遍，列上百个能覆盖全局的问题，还用模型化的方式梳理：采访创业公司，按“人—钱—产品—创意”搭框架；采访品牌公司，围绕“用户需求—定位—定价—渠道”设计问题。这样既能保证访谈有逻辑，也能让收集到的素材更有用。

　　链家创始人左晖是《详谈》系列第一位企业家。他们首次对线年在北京东直门完成第二次访谈。那本173页的册子记录下左晖的经营实践与重构行业生态的野望，在2020年11月一经发布，就在中国商业圈引发一阵关注。

　　而且，《详谈》没走“成”的路子。李翔会找到每个受访者最该被放大的点：写赵鹏，聚焦创业公司从0到1的每一个细节；写杨浩涌，跟着对方的商业模式一步步看迭代；写沈鹏，挖对方个人成长里的学习过程。这种差异化，一半靠往深了挖，一半也靠长期听用户反馈。

　　他还提投资人张磊在《价值》里的话：先想清楚自己要做什么样的内容生产者，再反过来规划该找什么资源、用什么方法、按什么节奏做。对他来说，就是靠作品慢慢传递信号，让更多合适的采访对象愿意主动找过来。

　　确实，社会情绪也变“慢”了。随着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加剧，过去，大家追着外部机会跑，想着“只要抓住风口，就能翻身”。但慢慢地，更多人开始关心：如何让自己在变化中安顿下来？

　　内容付费群体的心态也随之转变。最早，大家买课，是希望“用知识突围”，找一条快速成功的捷径。后来，他们更看重的是“长期成长”，希望知识能帮自己建立稳定的节奏。知识付费从一种“投机工具”，变成了一种“自我修复”和“慢增长”的方式。部分受众也不再眷恋频繁更新的知识产品，开始追求更慢的节奏，希望在一个议题上花更多时间，知晓更完整的思考。

　　内容形态的长短由用户需求驱动，《详谈》就是在这种社会心态下出现的。它不强调日更的速度，而是提供一次沉浸式的长对话。用户可以放下紧张的心情，耐心地跟随讲述，把一个问题读明白。相比“速食答案”，《详谈》更像是一种陪伴，让人在混乱中获得片刻安定。

　　可《详谈》的推进过程，荆棘坎坷。最头疼的是2021年前后，反垄断、控资本的政策突然出现，整个商业圈一下子静了下来，企业家们都怕说错话，一个个“噤若寒蝉”。好不容易采访完，最后出版时却可能卡壳。不光商业人物的稿子受影响，非商业领域的素材也很难，好几本《详谈》拉长时间线，还是没法按时跟读者见面。

　　用户和读者虽然能理解，可“做出来的东西发不出去”的压力，让李翔那段时间特别焦虑，只能靠跑步、看书硬扛，甚至觉得“自己干的这事要黄了”。

　　摸索内容形式的过程中，李翔也纠结过。一开始，他就想让《详谈》“和以前的访谈不一样”。以前的访谈大多只跟CEO聊战略，他想加更多工作场景，看受访者怎么开夜会、怎么处理团队矛盾，让内容更有活味儿。可真去收集素材才发现，日常工作全是琐碎事，“好多场景写了也没用”，怎么把这些碎片串起来，成了大难题。

　　他还琢磨过创新叙事方式，可试了几版就发现不对，读者还是习惯“从头讲到尾”的线性叙事，太复杂的结构只会让人看得累。最后只能放弃这些花架子，老老实实用“访谈主线+场景补充”的简单结构，“不想为了创新让大家遭罪”。

　　还有个藏在背后的难，是收集公司素材时的“距离感”。《详谈》关注过不少中型公司，李翔发现，这类公司的难处特别具体：以前公司只有几十人时，随便做点业务就能养活团队，现在人多了，管理成了大问题——管几十人和管上千人完全是两码事，光工资成本就压得人喘不过气；可又没大公司的抗风险能力，平台规则稍微变一变，公司就得跟着慌。但要把这些难处写透特别难。面对变化，人人压力都很大，根本没心情坐下来慢慢跟你聊。李翔只能“泡在公司里”，跟着开会、一起吃饭，甚至等大家都下班了，再跟老板在办公室聊到深夜，一点点抠细节。他说自己那时候像个“游客”，“既要融进他们的节奏，又得保持距离观察，挺别扭的，可也没别的办法”。

　　到了2022年底，麻烦又找上门。李翔在长沙感染了新冠，被隔离在酒店里，所有工作计划全停了。疫情还搅乱了供应链，拖慢了工作效率，原计划在2022年底发布的《详谈：芦苇》只能延迟到2023年1月1日。原计划一年出12本《详谈》，每月一本，可最后一本直到2023年4月才出完第一个系列。

　　他说，那段时间“压力很大，我们也没有办法”。但他从没说过“不做了”，反而觉得“能有机会挑战自己，挺不容易的”。

　　2024年10月，李翔从“得到”App总编辑的位置上走下来。没有仪式，也没有告别长文。外部世界比办公室里的空气更让他闷得慌。李佳琦直播间的一次口误，瞬间点燃场；阿里“老逍”的离场，也在朋友圈刷屏。他突然意识到，不管是头部大V还是超级平台的CEO，在系统面前都差不多，和外卖骑手没太大区别，都是被运营和规训的一环。组织的节奏、氛围、规则，像绳子一样，把人慢慢勒紧。他难道要一辈子被这套节奏推着走？

　　不久之后，他读到一本采访集，里面提到约翰·列侬。那一页翻过去时，他愣了一下——列侬在40岁就去世了。他自己，刚好迈过40岁两年。时间突然变得具体。它不再是哲学问题，而是分分秒秒的稀缺。他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，如果不跳出来，可能再也没有机会了。

　　李翔的选择在别人看来不合时宜。那时候，经济环境不太景气，创业气氛也冷清，大家更愿意求稳。但他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转身。他笑着用巴菲特的那句话来调侃：“别人恐惧时，我贪婪嘛。”

　　当然，这背后也有底气。他想明白了自己侧重于生活，还是工作。答案是工作。有了这个锚点，的不确定就都能扛。

　　自由身份开始后，他没有立刻扑向短视频，也没有盯着流量排行榜。他说自己40岁以后的人生目标是“当大师”，像是开玩笑，但意思也认真：不再被物质目标卡死，不再看算法脸色。

　　他很清楚，内容行业不是发财的路，大多数人都像大卫·鲍伊形容的那样：梦想当摇滚明星，最后可能扫大街。

　　其实在离开“得到”之前，他就开始试水。2022年冬天，在北京SKP商场的咖啡馆里，他和腾讯视频尤里卡工作室的主创人员刘东啸、徐婵娟聊节目。落地窗外是人群，咖啡味苦得发涩，他们却聊得兴奋。大家很快否掉了“大佬访谈”的想法，那种东西既陈旧又不真。他更想做的是安福路的街道故事，农村的细微变化，直播电商里的小人物生存。他觉得这些才有劲儿。半年后，纪录片《激流时代》上线，他走进了视频世界。到了第二季，他干脆把自己更加彻底地放进节目里。

　　2023年夏天，他又开了播客《高能量》。起初只是找空档聊着玩，结果很快成了投资圈的热门。李丰加入进来，两人从宏观经济聊到具体项目，再聊到创业者的日常。节目里有时候很正经，有时候也带点火气。雷军唯一一次深度访谈，就放在了这个播客里，这让节目彻底火了。

　　这些尝试让李翔的身份变得松动，不再是一张固定的名片。他会写字，会录音，会共创视频，每条路都走得不算极致，但都保持兴趣。他对短视频没有抵触，却也不急着跟风，反而在琢磨是不是能逆着来，做点和主流不一样的东西。他说自己现在最大的自由，就是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节奏走。

　　说话节奏一定可以归结在李翔的口语表达风格。回答时，他常把句子停在半途，停顿几秒再补全。外人或以为敷衍，其实是在搜寻最准确的词句。他的表达总是循环往复，不紧不慢。

　　43岁的李翔，说不上轻松，但比过去更笃定。他知道时间稀缺，也知道自己能力的边界。他承认焦虑，但也承认这种焦虑逼着他去试更多可能。他不再纠结要不要成功到某个高度，而是问自己能不能做出心里认可的东西。

　　离开系统之后，他像从笼子里走出来的鸟，翅膀不一定能飞得多高，但空气是真的新鲜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